判断试点改革成功与否的四条标准

副校长 方泽强

2019年5月，教育部批准设立首批15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11月5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首批本科职业大学试点试什么？怎么试？》 的文章，对试点的内容、途径进行分析；2020年6月，教育部新增7所试点学校。8月18日，《光明日报》刊载了《从零开始：职教本科寻求切实突破》的文章，对首批试点学校一年来的试点工作进行梳理，并对今后的试点改革和政策扶持分别进行展望和呼吁。这一切表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这一个综合性、系统性问题已受到政府、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在积极的探索实践中。

如何判断试点是否成功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也亟需探讨。这是一个位于试点内容、途径之上的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对试点学校将办成什么样子、具备什么性质、拥有哪些特色的抽象概括；是试点的方向和价值导向，也是改革的落脚点和旨归。对此，我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改革实施方案》给出了“校本研究”后的答案。

一是德技兼修，育人为本。大学以培养人才为第一要务和基本职能。培养人才，宽泛地说等同于教书育人。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不以育人为本，大学就是失职甚至是失败的，违背了“大学之为大学”的本义；不以育人为本，大学就异化为非教育组织。从人才类型视角看，大学无论培养何类人才，都应追求德才兼备。教育学界有句老话：“有德有才是优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对于试点学校来说，所培养的人的“才”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技术技能。因此，我校提出把德技兼修，育人为本作为判断试点改革是否成功的第一原则。就是说，通过试点要培养出一大批具备“基本的专业知识，突出的应用技能，优良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并镌刻上“重知识、更重能力、尤重品德”的校本底色。否则，试点很难说是成功的。

二是服务区域，突出质量。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是职业性、社会性和区域性。试点学校要努力发展成为亲区域、亲行业、亲企业、亲社区（“四亲”）的学校,才契合职业教育的“道”。要立足教学型大学的本位来办学，才符合办学实际；相反，眼睛瞄准服务“高、大、上”的国家需求而脱离区域需要，对比标杠指向清华、北大等研究型大学或传统的师范类、理工类等教学科研型大学，绝非试点学校应有的目标追求。倘若有关学校有这种热情和冲动，有必要降降温，莫让浮云遮望眼。否则，试点就容易走偏甚至南辕北辙。此外，试点学校要有高质量产出。这是价值追求，也是改革责任。低质量绝不应成为试点改革的产物。实践中，试点学校要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让人才链适应和匹配区域的产业链、创新链，优化专业结构，建构并实践适应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要求的校本质量观、质量技术和质量文化，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提供一批高质量的科技产品和社会服务产品。

三是需求导向，突出应用。走进社会中心，满足社会需求是现代大学区别于近代大学、中世纪大学的显著特征。作为现代大学，试点学校要以满足社会需求、学生职业需求为导向，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能力和理论知识水平，以保障学生获取一份体面的工作，也充分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另外，试点学校要瞄准企业需求，开展应用研究，服务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支持产品升级和产业发展。这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高等职业学校要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的需要，也是试点学校遵循“教育要适应经济、政治、文化需要”的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走科学办学、主动办学道路的需要。

四是开放办学，协同育人。职业教育要办得成功，一定要坚持开放办学。关门办学、闭门造车是办不好职业教育的。我国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提出了“大职业教育观”的思想，就是要求全社会都来关注和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此，职业教育才能办得成功。此教育思想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试点学校要想方设法综合集成政府、企业、行业等资源，联系党政军民学，有效选择合作对象，建构并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强与企业的协同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探索形成实效实用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建立校企命运共同体，提高协同育人的水平和效果。

我校提出的判断试点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具有充足的理论合理性和解释力，能够有效帮助和指引我校推进试点改革工作。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试点改革还可有其他的判断标准，大家可以深入研究、共同探讨、互通有无。